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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公平的游戏 ——对刑事案件审判阶段法院建议补充侦查程序的看法

来源:乐辩网作者:康乐时间:2015-09-15

      【个案】笔者最近代理的刑事案件接二连三的碰到这种情况,一审庭审已经结束,庭后法院发函检察机关,建议补充侦查。例如李某某涉嫌非法财产案,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的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和鉴定意见等证据。经庭审,法院发现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矿资源储量检测报告》的勘查单位只能对非法开采区域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勘查并出具报告,无权也没有资质对非法开采储量价值进行估算;《矿产资源分析检测报告》鉴定机构没有资质证明、报告竟然没有鉴定人签名盖章、检材来源不明、送检程不合法。

  该案证据问题极为突出,物证提取程序不合法,收集到的证据又存在鉴定不规范的问题,导致法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直接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产生质疑。对此,合议庭进退两难,如果直接认定问题证据,那么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如果不予认定,又可能面临要作出无罪的判决,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当面要求公诉机关补充证据,可公诉机关迟迟不予表态,法院只好发建议补充侦查函,详细罗列补充提纲,让公诉机关补充侦查。

  【调研】针对刑事审判阶段建议补充侦查案件的情况,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结果如下:[1]

        2012年至2013年遵义中院审理的160起刑事一审案件中有68起存在审判阶段补充证据的情况。在这68起案件中,共产生229份材料,平均每起案件要补充3至4份材料。(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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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以看出,书证占补证材料总量的51.09%,份额最大,在117份书证中,由办案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类材料多达90份。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结果表明,建议补充侦查案件在2010年后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法院出具的补充侦查提纲在证据类、鉴定类、程序类方面呈增加趋势[2]。

  【观点】笔者不赞同法院对不够周延或存在漏洞的定案证据行使建议补充侦查权,但对“被告利益”型证据,即审判中发现或辩方提出指控事实不存在,或者被告人存在自首、立功等关系被告人重大利益的证据应当建议补充侦查,理由如下:

  首先,法院为达到追诉犯罪目的而行使建议补充侦查权,有违法官中立的原则。

  保持中立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的前提,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中的中立应当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排除庭前预判原则,开庭前法官不应对被告人具有倾向性、先入为主的判断,最高法明确禁止被告人穿囚服出庭受审的举措是值得肯定的,起码在形象上力求提示法官,被告人未经生效判决的裁判不能认定有罪。二是庭审中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一视同仁,为何一视同仁?庭前,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拥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强势介入调查,并且有公诉机关作为指导,为防止起诉证据达不到定罪标准,还设置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等程序,上述全部流程已经为控方提交高质量的证据设置了充分的程序保障,庭审中不能因为物证提取不合法、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这些最基本的错误而给控方留有余地。三是庭后不能为了作出有罪判决而建议补充侦查。有部分学者认为,法官消极的中立将导致裁判结果偏离真实性,助长有罪者逍遥法外,笔者不赞同上述观点,庭审中,法官不是坐在审判席上的“木头人”,对于法官认为有疑问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可以通过讯问被告人、要求证人、鉴定人出庭等方式排除疑问,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能在庭审中解决的事情,没有必要发函补充侦查。

  第二,法院为达到追诉犯罪目的而行使建议补充侦查权,有违控辩平等的原则。

  所谓控辩平等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其攻击防御方法及其他权利义务,并无差等之主义”[3]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之一。控辩平等包含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在立法层面,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攻防手段。可是,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层面并没有很好体现控辩平等原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2条第1款:“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说明理由并继续审理。”同时,第223条第1款:“审判期间,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建议延期审理不得超过两次。”同样是延期审理,当事人和辩护人必须提供证人姓名、证据存放地点和说明所要证明案件事实的理由等,经过法庭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延期审理,而只要公诉人认为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且不论是否有对案件能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合议庭都必须同意,无需经过审核。两法条的对比凸显了辩方诉讼权利的先天不足。

  二是在司法层面,裁判者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对控辩双方做到平等关照、平等保护, 使双方均不受损害。有学者将平等保护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平等,分别是:诉讼机会平等,指裁判者应当给予控辩双方参与诉讼的同等时候与时机,原告有此机会, 被告亦得有之;诉讼态度平等;诉讼条件平等,指裁判者及其相关部门应当为控辩双方参与诉讼活动提供同等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如控辩双方有权在相同的时间条件和设备条件下举证、质证, 控辩双方的证人作证的条件应当相同等;诉讼标准平等,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裁判者对于控辩双方的所有诉讼行为, 主要包括出示的证据以及发表的意见等应当予以同等关注, 适用同样标准予以判断。[4]案件能够进入审判阶段,意味着该案已经具备起诉条件,如果经过庭审质证,辩方充分展示辩护观点、发表质证意见之后,法院因此发现之前侦查行为的不足而建议补充侦查,明显是给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创造了一个不公平的诉讼条件,损害了司法的权威。

  最后,对“被告利益”型证据建议补充侦查,符合保障人权的理念。《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6条第2款规定,审判期间,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笔者在代理的范某某涉嫌制造毒品罪一案中有切身体会,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并未认定范某某有立功情节,庭审中笔者提出被告人存在立功的辩护观点并提供立功线索和证据,主审法官经审查案卷材料认为被告人可能存在立功情节,逐口头要求公诉机关核实相关证据,并没有出具书面建议补充侦查函,导致事后公诉机关推脱,侦查机关表示没有公诉机关的发函不予出具情况说明,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促使法院在下判时留有余地,范某某制造毒品10斤且是主犯,法院刀下留人,最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补充侦查质量逐渐成为判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综上所述,刑事案件一旦进入审判阶段就好比竞技游戏的开始,参与者应该遵守游戏规则,如果从对手处发现自身破绽后停赛弥补,作为比赛的裁判法官就应当居中公正判断,是否准许一方暂停比赛,维护游戏公平,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谈何公平的比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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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载2014年9月25日《人民法院报》)。

  [2]邰永林、李思泉:《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4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册)》。

  [3]郑竞毅、彭时编: 《法律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644 页。

  [4] 翼祥德:《控辩平等之现代内涵解读》,载《政法论坛》第25卷第6期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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